黄浦静安区:艺术产业密集区

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功能格局中,中心城区为城市经济国际影响力、全球服务功能的核心承载。黄浦、静安区因其历史文化、区位优势、消费市场等原因吸引了大量资金雄厚的画廊,上海地区半数的拍卖行也分布在此。而普陀区的M50,长宁区的红坊成为上海画廊行业的集聚区,无论是M50的自发成长到政策介入,还是红坊的政策规划,这两个创意园区代表着上海画廊行业的发展样态。艺术金融在浦东新区的金融行业中发展起来,上海文交所的成立代表着新型艺术产业的出现,文化产权成为文化产业新的融资渠道。

黄浦区是上海市城市中心区,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合流的西南侧,汇合了旧时上海县城厢和上海近代以来中心城区的地域,一直是上海行政中心所在地。从上海黄浦区,可以看上海700余年的历史,看到这座大都市孕育、兴起和发展的不凡历程。2011年6月8日,上海市宣布将原黄浦区、卢湾区合并,建立新的黄浦区,两区的现代服务业2010年占GDP比重都已经超过75%。静安区因境内古刹静安寺而得名,其确立了建立“双高区”(高品质的生活居住区、高品位的商业商务区)和国际化城区的功能定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增加值的比重达88%。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具有静安特色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黄浦、静安区当前政府职能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方向转变。

黄浦、静安区是上海的政治、经济中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些繁华地段吸引了大量画廊入驻。位于黄浦区的沪申画廊、外滩18画廊、大朴堂画廊、上海大剧院画廊、杜梦堂艺廊、龙门雅集、非青计划、德玉堂画廊、BANK,静安区的煌杰画廊、阆风艺术、 Mao Space、海上艺术馆等沪上知名画廊看中的就是其文化与商业兼容的有利区位优势(图3-1)。画廊行业单靠文化力量难以消解艺术产业化的结果,艺术的产业化必需有商业大发展的相伴。[1]虽处在文化和商业繁华的地带,但这些画廊都零星分布在各地,并没有形成画廊集聚。

由意大利博洛尼亚集团举办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自2007年创办以来,一直倡导以学术性引领商业性,以聚集高品质画廊和高端藏家为自己的特色,成为上海地区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艺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这座苏式建筑中举办的“上海当代”一出场就以不可阻挡的国际姿态空降到中国,其当代性、专业性给当时的中国艺术博览会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2007年的“上海当代”把欧美艺博会的整个系统与运作模式搬到中国,在其展商构成中欧美画廊占55%,亚洲其他地区画廊为24%,而中国本土画廊仅为21%,形成以欧美为主导的市场定位,显示出国际化的主导模式。

但随之而来暴露出艺术品进出口关税、艺术展览审查制度、本土收藏群体不成熟等现实瓶颈,打破了其将上海变成亚洲一级交易市场中心的理想。2008年,上海当代艺博会成交量骤减;2009年,上海当代艺博会更换艺术总监,展览规模缩减,销售更是雪上加霜,国外的买家不再进入,而中国的收藏群体尚不够强大。“上海当代”连续更换几任总监,且几任总监全部都是对于艺博会颇有执掌经验的人士。但上海当代几乎每年都要根据新任总监重起炉灶,重新调整策略,使其稳定性不够。上海当代自我陶醉在“亚洲高端”艺博会的自我设定形象中,使得展览品质优异的上海当代艺博会被卡在了不尴不尬的位置上。2013年因为投资方的缘故而停办一年,2014年的“上海当代”以“博罗那上海当代艺术展”的名称卷土重来,早已褪减当年的锐气和吸引度。相比前几届“上海当代”,2014年60家画廊及艺术机构是参展商最少的一次。中国本土画廊占75% (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其余的15%来自亚太和中东地区,10%来自欧美,历来以海外画廊为主的上海当代也已经向本土画廊转向。

2014年9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首届“上海艺术影像展”是由国际性的影像专业机构举办的国内首个专注于影像领域的艺博会,诸多国际画廊所带来的大师作品以及成熟的商业社会所必需的规范的市场理念,激发了许多关于当代摄影的话题。中国早就进入图像时代,但影像作品的收藏却迟迟没能发育。老牌艺博会市场定位不明确,给予了这些后起之秀有了可操作的空间,成为主打各自品牌的最好时期,通常艺博会的第一年都因为其新鲜度而有个好年份。这样的小型艺博会不但不会撼动上海艺博会的地位,反而用专业化的艺博会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让更多的观众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进入到艺博会市场。

2013年11月27日,“ART 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这个小而精的艺博会给上海的艺博会领域带来了新气息。ART 021由有着官方背景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依托上海本地优势,将展会设置在具有历史感和建筑美的洛克外滩源中实大楼。自外滩美术馆开馆以来,洛克外滩源地区逐步形成一定的艺术规模。参加首届ART 021的画廊只有28 家,以精致、小巧为特色,吸引了不少收藏者和艺术爱好者的关注。这种小型艺博会定位清晰,抓住艺术消费市场的大趋势,在个性化的空间中,把艺术收藏的旨趣体现得淋漓尽致。2014年11月13日,定位于“个性、精致、有活力”的ART 021大幅扩张(图3-2),中实、真光“双塔”首尾一气,以质取胜,在这种艺博会激烈竞争的时代,寻找自己精准的定位才能真正打造规模效应。上海大而全的大型艺博会市场,正在被小而精的定位于细分的专业市场的艺博会逐渐蚕食。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艺博会体系正在上海艺术市场中成长。

黄浦、静安区作为上海的老城区,上海近一半的拍卖行都集中分布在此,这两个地区也是上海古玩市场集中地(表3-1,图3-3)。如黄浦区传统的古玩市场老城隍庙地区的“二楼一馆一公司”:华宝楼、藏宝楼、珍宝馆和古玩公司,东台路古玩市场和江阴路花鸟古玩市场,现代性的商厦型古玩城中福古玩城和多宝古玩城;静安区的南京西路奇石古玩市场和静安寺珠宝古玩城。上海博古斋、青莲阁、老城隍庙、中亿等拍卖公司也集中分布在这些古玩城中。古玩市场和文物商店与拍卖公司是一、二级市场的关系,前者是后者拍品的重要来源,二者往往都有合作关系,因而产生集聚。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品拍卖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和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艺术市场的半壁江山。1992年8月,受《南方谈话》影响,把握“开放上海,开发浦东”这一历史契机,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并于1993年6月20日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成功地举办了上海朵云轩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敲响了上海文物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被誉为具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引发了全国艺术品拍卖的高潮迭起。[2]上海的特殊地位不仅涌现了像朵云轩这样本土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同时也吸引了外国拍卖业巨头的目光。

在国内艺术品拍卖初创阶段,上海曾一度领先,由朵云轩领衔的几家上海拍卖行是国内艺术品拍卖行业里的“第一集团”。上海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经济基础、文化底蕴、人才优势、信息优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早期的十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辅翼的中国南方最活跃的一个艺术品区域市场。作为早期大陆艺术品交易的两个中心,北京的拍卖规模较大,拥有诸如嘉德、瀚海、荣宝斋等巨头;上海则以朵云轩为领头羊,紧随其后,与北京略有差距。此外,北京基础好,面向国外市场较早;上海主要面对国内市场,后逐渐转向外销。

自2003 年之后,北京、上海拍卖市场两分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北京拍卖市场步步为营,逐渐占据国内拍卖行业高点,上海拍卖市场则始终不温不火,连续多年在全国“大盘”中所占的份额都在20%以下,上海从此迎来了失落的十几年。海派文化氛围一方面促使上海的艺术拍卖企业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又助长了上海拍卖企业小富即安的心态,限制了上海拍卖企业做大、做强的魄力和开拓意识,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最佳时机。[3]上海地区的拍卖市场始终处于起起伏伏的状态,很多拍卖公司成立后又销声匿迹。上海的拍卖“小而精”,显得传统与自足。拍卖行之间相对松散,缺乏往来合作,缺乏一种“抱团儿”的态度。

上海的拍卖机构在数量上尽管有所增加,但很有限;上海拍卖会的拍卖成交额也每年递增,但不像北京那样出现井喷。在艺术品拍卖方面,上海拍卖的龙头企业力量不强,除了朵云轩、敬华、泓盛几家专业做艺术品拍卖。其他几家有规模的上海拍卖行、东方、国拍等都是综合性的,他们以房产物资流通为主,艺术品拍卖只占其很小一部分。另外一些新成立的拍卖公司则是由地产、金融行业过渡进二级市场,这些拍卖公司专业性不强。2013 年上海文物艺术品拍卖成交总额为40.5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1.54%,而北京占69.41%。现如今杭州西泠印社的拍卖额就已超过上海所有的拍卖行,更不用说中国嘉德、北京保利等拍卖行。上海的艺术品拍卖受到了来自北京、香港以及浙江三地的激烈竞争和挤压。

虽然从占据收藏市场半壁江山到如今京强沪弱的格局,上海艺术品拍卖的相对衰落并非正常现象,其中涉及政治结构、地域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但毕竟,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无论是收藏家还是人文积淀,都有着厚实的基础。上海拥有着全国最为深厚和广泛的收藏群体,上海地区的私人藏品征集都是国际拍卖行的重中之重。“收藏传统底蕴深厚、大众消费需求旺盛、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江浙沪资本的潜力待挖掘这四方面依然是上海拍卖市场发展的有利因素,”承载说。虽市场成交份额不能与北京相抗衡,但上海的整体拍卖市场行情趋于平和,相对冷静和理性。如今上海各大拍卖公司更注重具有本地消费特色和人文气息的拍品,虽然最终的成交价略显平实。朵云轩总经理张荣德谈到,“我们不否认北京在艺术拍卖界的特殊地位,但南北方应当是各有侧重点的,比如上海,至少应当是海派书画拍卖的重心。”[4]

虽然拥有着深厚的收藏资源,然政府管控失当、相邻行业搅局等因素使得上海拍卖行缺乏良性的发展环境。上海相关政府、行业主管机构、各拍卖行的主办机构,应进一步分析情况,研究对策,营造环境,提供做大做强的条件。现在香港有文物进出港自由和低税收的有利条件,北京市文物局等机构对文物艺术品拍卖给予高度关注和政策支持,都占有明显优势。近年,浙江对拍卖行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西冷印社拍卖行成立不久,2011年成交26亿,利润超2亿,成绩显著,原因之一是政府重视,措施有力。2011年秋天荣宝斋进驻上海成立了上海荣宝拍卖公司,首场拍卖超出8亿元。故上海也应行动起来,借鉴各地的经验加以创造,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拍卖业发展的环境。

上海是国际化大城市,如今又把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定为文化发展的目标。这一定位以及上海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会展设施都很适合发展艺术品拍卖业。不久前发布的上海“十二五”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重点扶持的十大创意门类,也包括了艺术品经营业。政府部门提出“振兴和繁荣上海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目标;自贸区、保税仓库的设立对上海的拍卖业将起到助推作用。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在未来几年中,将着眼于“文化上海”战略的总体需求,着眼于国际化市场需求,倾力打造“上海艺术品拍卖论坛”这一品牌,使之成为上海拍卖市场的又一张名片。随着佳士得落户上海,这就像池子里来了领头羊、大鲶鱼;敬华拍卖转制改革,引入金融资本,打造全产业链,给行业带来示范效应;这一切都成为上海拍卖产业提升市场影响力的重大利好。

佳士得于2013年4月9日落户上海,作为首家在内地获得拍卖执照且独立开展拍卖业务的外商独资企业,可从事拍卖、拍品的进出口、展览展示、艺术顾问咨询、培训和其他相关服务。根据国家文物局规定,该公司在华拍卖将不涉及1949 年以前的各种艺术品、工艺美术品等文物古董及《1949 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提及的艺术品。佳士得获得的是上海市政府认可的外商独资拍卖执照,但尚不具备文物艺术品拍卖资质。佳士得进驻内地市场已有多年,在1994年国内艺术品拍卖行业起步之时就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1996年北京办事处成立。2005年佳士得授权北京永乐拍卖公司在中国内地使用其注册商标,永乐借此引入佳士得的营运模式和专业标准。佳士得借其推广它在内地的服务价值理念及影响力,附带相应的培训和管理。随着佳士得在上海独资公司的成立,佳士得与永乐之间的商标授权合作于2013年9月终止。

随着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强,佳士得选择在此时落户也就顺理成章。佳士得选择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市和静安区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的开放性和灵活度,上海市政府和静安区政府提供的大力支持,其间靠的不是粗放的优惠政策,而是发展空间、政策先发效应。上海市政府对于艺术品市场管制相对宽松以及对市场的积极扶植,期待着上海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发展。上海静安区试图打造国际时尚中心的策源地,以结合当地文化、经济产业、环境载体和人才的匹配。佳士得进驻上海,两者相得益彰。[5]佳士得进驻上海会突出上海作为艺术品交易平台的作用,带来国际性的客户与人才,有助于上海艺术市场的发展。

在上海分公司成立不久,2013年4月26日,随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的佳士得拍卖行最大股东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向中国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2009 年佳士得不顾中国民众反对和中国政府多次敦促,拍卖中国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的行为,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和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和民族感情。[6]中国国家文物局明确表示不承认,并对佳士得拍卖行在中国的活动加强审核管理。结合佳士得因兽首拍卖与内地政府的交恶背景,其“捐赠”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这一“捐赠”行为也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一场国际层面的市场公关”。

2013年9月26日,佳士得中国内地首拍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举槌(图3-4),全场42件作品以1.69 亿人民币的总成交额拍出,成交率为 96%。作为佳士得(上海)在内地的首场拍卖,佳士得公司可谓费尽心思。他们在举行拍卖预展的同时,还连续三天举办了不同内容的学术研讨和艺术创作活动。其全部拍品的进入服务,则通过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公司运作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平台的协助,完成艺术品进出口代理、报关、国际物流、仓储、展示、外汇结算等手续。[7]作为唯一在中国大陆地区独立开展拍卖业务的外国拍卖行,这场拍卖会意义非凡。

2014年4月26日,佳士得2014年春拍在上海收槌,上拍61件拍品,成交56件,成交率为92%,总成交额达到1.25亿元。在竞投的藏家中,63%来自中国,另外37%则来自西方。2014 年 10 月 22 日,佳士得官方宣布正式启用其位于上海外滩源安培洋行的办公新址及多功能艺术空间,开展艺术品展示与私洽业务。“外滩源”是外滩的起源,伴随170多年的历史,如今它从十多年前开始改造,并于世博期间陆续向公众开放。外滩源不仅追溯原来的建筑文化,更需要注入新的内涵,其中艺术与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佳士得的入驻,能为外滩源区域注入新的艺术内涵,并且爆发更多的潜力。“今天在上海,我们正式落户这座历史悠久又富于当代气息的建筑,使得我们更好地在此展示国际艺术,并进一步介绍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佳士得国际首席执行官马文斐在启幕仪式上这样说道。佳士得入沪已满一年,在内地严格的文物政策下,入驻外滩安培洋行的上海佳士得完成了入沪第二年的秋拍,成绩为 1.32 亿元。

佳士得落户上海对内地市场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佳士得拍卖(上海)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尽管因为内地法规政策的影响使得佳士得不可能实现跨步发展,但国际拍卖业巨头的业务早已实现了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拍卖业务外,私下洽购、教育培训、投资咨询和展览策划等业务所占份额都在增加。佳士得从静安区搬迁到外滩源,开设艺术空间,就在于其加大开展艺术品展示和私洽业务。佳士得进驻中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而是对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乃至对整个中国艺术产业生态的影响。以佳士得为代表的国际老牌拍卖行进入内地市场经营,这必然会给内地带来国际化的先进经营方式以及规范、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也会为内地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上海在近代中国艺术品收藏版图的分量之重无出其右,但近十年来陆续呈下降趋势,佳士得落户上海无疑引发了重振艺术品市场的“上海梦想”。佳士得选择上海作为进军中国内地的第一站,对上海艺术品拍卖市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佳士得带来的众多买家和卖家资源,对本地拍卖企业而言,是很大的利好。目前上海地区具有文物艺术品拍卖资质的拍卖企业有62 家,尽管佳士得此番进驻中国内地阵势浩大,但因仍不具备经营文物拍卖的资质,给了国内拍卖行一个缓冲期和过渡期。佳士得的入驻对于上海拍卖市场份额的扩大、管理水平的提升、行业人才的培养都有利,这让上海有望成为国际化的艺术品交易平台。[8]佳士得在上海举办拍卖会,将大大提升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届时汇聚上海的全球艺术品藏家还将在拍卖会以外,近距离接触到本地画廊及其代理艺术家。这给上海画廊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利于盘活和带动上海画廊业发展。上海地区各类画廊、画店及艺术品经营单位近 400 家,而佳士得与国际顶级艺术博览会组委会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都将在一个高起点上为本地画廊业与艺术家提供与世界同行交流合作的平台。

[1]何鸿编. 艺术品市场管理与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06,第125页。

.十年拍卖的十个线]雅源.拍卖,上海真比不过北京![N].新民晚报,2012.07.17(第A21版)。

[4]张荣德.世界的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转移到中国只是时间问题[J].艺术市场,2003(10),第23页。

佳士得上海首“秀”[N].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9.27(第24版)。

[6]国家文物局.认真审核佳士得申报进出境文物[N].江西日报,2009.02.27(第B01版)。

佳士得落户上海:挑战还是机遇[N].中国文化报,2013.05.06(第005版)。

[8]陆斯嘉、蔡晓玮. 佳士得落户静安今秋开拍“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上海的开放”[N].东方早报,2013.04.25(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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